头巾、帽子与衣冠

作者：维舟

转载：维舟的方舟

【写在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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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头巾禁令

2004年2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一审以494票赞成、36票反对和31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面纱头巾法》，禁止女学生在公立初中和高中佩戴伊斯兰头巾，同时强迫学生摘除大十字架和犹太人的无边便帽等属于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不过，这一法案不适用于私立中学，也不适用于海外的法国学校。

法国有500万穆斯林，该法令被认为主要是针对他们进行的，所引发的无数争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平息：几个拒绝摘掉头巾的女学生被公立学校开除；2个穆斯林女学生剃光头抗议；伊拉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胁迫被绑架的法国记者呼吁废除该法令……这一事件俨然成了政治外交上的重大事件。

我们中国人或许不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头巾竟能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呢？——实际上我们这样问，已经代表了我们和过去文化传统的断裂。

Bernard Lewis在《中东》一书的开头就谈到，现代的中东，标志着西方文化“广阔无边又有无比毁灭性的改变”中，首先一点就是穿着。

直到非常晚近的100多年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都有本身独特的穿着，这往往是信仰、社会地位、职业的极其关键性的标志，具有不可估量的心理影响和重大意义。但现在，一切却都在“国际化”之下西方化了。

“不可穿得像异教徒，除非你变得像他们一样。”这是伊斯兰教一句常见的训谕。土耳其俗语“戴帽子”（sapka giymek）的意思，就和早期一句英语俗语“把大衣翻过来”（to turn one's coat）一样，指的是叛教、变节或投身敌方阵营。

头巾，对一个穆斯林来说，是毫不含糊的外在象征。15世纪的编年史记载，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可汗是个极虔诚的穆斯林，他为使蒙古人伊斯兰化采取了一系列有名的严厉措施。例如，如果蒙古人有谁不戴穆斯林头巾，那就将一根蹄钉打入其头部。

02

区分与抵抗

缠头巾是分开信与不信的藩篱。——先知穆罕默德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

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一切穿外邦衣服者。——《旧约·西番雅书》

这里所引的三句不同文化中的经典都毫不含糊地指出：服装的改变是重大问题。

孔子将服装和发式的保留作为管仲的主要功绩，是因为他捍卫了华夏族群的文化身份，这实际上说明了一种思想：即“我们”之区别于“他们”，“衣冠”乃是内在文化、信仰的外化，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在前现代社会，穿着往往是种族的标记之一。

管仲

因此，古代华夏族和游牧民族针对服装和发式，在长达三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拉锯不下。游牧民族衣服的开叉在左（“左衽”），而华夏族在右（“右衽”）书法家于右任的名字就暗含此意，以示对满清的抗拒。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所以一度遭遇极力反对，说到底就是因为“衣冠”乃是文化身份认同的突出标志。

先秦时代人们早已以服饰为文化种族的判断标志，《列子》：“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弁而裳。”《史记索隐》：“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可见当时人已经意识到衣冠之变化，是文化归依和政治权力变动的重要象征。

这些差异的起源，本来只是出于不同生活习惯的适应，例如裤子最早就是游牧民族为骑马的需要而发明的，同时为了抵御寒风，一般袖子束得比较紧（农业民族如汉族和罗马人，最早都宽袍大袖，不穿裤子），头顶的头发剃掉或扎辫子，以便在骑马射箭时不至于有额前的头发掉下影响视力。

然而，以上种种，一旦成为和异族区别的标志，双方就会为捍卫自己的特征或强制推行同化而大开杀戒。

魏晋南北朝时代，鲜卑拓跋氏兴起之初，其首领力微之子沙漠汗曾为质子于晋，接受了汉人文化，回来时穿着汉服，迎接他回本部落的诸部大人见后，认为他“风采被服，同于南夏”，如果他登上大位，必定变易本族风俗，对自己不利，于是进谗言，最终将沙漠汗杀死。在此，服饰是一种外在化的标志，鲜卑各头领据此认为太子的内心也已经和外表一样起了变化。

事实上，有时这种标志性服装所造成的区隔常常使不同民族相互之间有误解和偏见，例如V.S.奈保尔在其《幽黯国度》中就曾写到：

在印度民间传说中，愚蠢的锡克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据说，锡克人的愚蠢跟他们的头巾有关：

锡克人那一头从未修剪过的头发，长年包扎在头巾中，热烘烘的，难免会伤害他们的脑筋。

然而，头巾却是锡克人的五个重要的宗教标志之一，是任何成年锡克人所必须遵守的。

汉族历史上强盛的时期，往往对服装的特征并不太在意，例如唐朝还曾流行胡人服饰，我们一直自认为是“天下”，是缺乏民族意识的——正如现在西方的法国、德国、美国年轻人，穿着也无大的差别。

不过，在民族矛盾激烈的时期，服装却是一个抵抗的鲜明标志。例如1127年，金朝刚征服中国北方，就发布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金大将韩常守庆源城，看到小民有戴围裙的，即以穿汉服定罪处死。反过来，明太祖在洪武元年二月刚称帝就下诏，复衣冠如唐制。

近代以来，旗袍被视为“国服”，但它原本是旗人所穿
（《花样年华》中身着旗袍的张曼玉）

满清更是重视，禁民汉服是其国策，从皇太极时起，满族旗人有仿效汉服者，必定治重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鞑靼人对服装和头发的式样要求很严格，谁不接受这种装束，就被判为最大的叛国罪。”

近代以后，国人的服装迅速西化，但抵抗的意识却仍然存在，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反过来理解，这句歌词本身就暗示：穿洋装的人，很可能被认为没有中国心。

服装和外观的改变，从文化上说，往往影响到自己同邻居和祖先之间的关系，由此也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东西。“衣服，特别是头饰，是一个穆斯林表明自己一方面忠于伊斯兰社会，一方面拒不承认任何其他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外部标志。”

伊斯兰教传入波斯后，继续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人被禁止穿普通的蓝色衣服，而必须穿没有染色的棉线或羊毛衣服，以便“穆斯林能够迅速认出加以躲避”，而该教派的妇女为了表达一种抗拒的态度，也“拒绝戴面纱，以示和穆斯林妇女严格区分。因为许多女性十分漂亮，这种拒绝需要勇气。”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政府派出宣传队去民间宣扬崇敬天皇和文明开化——结果因为穿的是新的西式服装，被三河地区的民众当作基督教传教士，引发了一场骚乱。这个事例恐怕不能说只是民众愚昧，而应当看到，在前现代社会，民众以服装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文化倾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再自然不过的。

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土著在白人统治下很少反抗，但当政府禁止他们用赭土和脂肪绘身时，却几乎发生革命（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考虑到当地土著没有穿衣服的习惯，绘身在某种程度上和其他民族服装的改变是同等意义的。

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官员经常头戴遮阳帽，甘地觉得这帽子的确有用，但为了民族尊严，他拒绝戴它。

在现代以色列，戴亚莫克便帽甚至黑帽子的男人的比例一直在逐渐上升，而认为戴这些东西使他们不舒服的人也同样在增加——这是一个社会思想分裂的外在表征之一。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我们从衣着、语言、体形等方面很难判断一个回族，但却可以从他们的小白帽上认出来。这是一种自我认同和抗拒同化的象征。而法国政府禁止穆斯林佩带头巾，也正是担心他们的不被同化融入社会。

03

变革

衣着的转变，和其他大部分现代化转变一样，也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

不论是“胡服骑射”，还是近代各国的军事改革，军服的改变总是一种很重要的标志。在电影《最后的武士》中，穿戴日本传统武士盔甲的一方，和穿着西式军服的维新政府一方，构成视觉上极其鲜明的对比。一如电影中暗示的，这不只是服装上的对峙，也标志着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的对峙。

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

但一如不少论者指出的，实际上采用西式军械未必一定要穿西式军服——这并不影响武器的威力，然而，几乎没有例外地，后现代各国的军服都开始改变了。尤其是海军，几乎所有国家的海军军服都效仿自英国。

我们的“中山装”实际上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服改装的，而其源头是德国的军服。即使是激烈反美的各国，他们的军服却仍然是西方式的。

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也是最早从服装下手的——他1698年回国后不久，就在1700-1701年间制定了若干法令，“规定人们穿匈牙利式、萨克森式和法国式的上衣；穿德国式的靴子、短筒皮鞋和帽子。妇女的服装……则应当全都是德国式的。”（马夫罗金《彼得大帝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种异族的衣着一旦被作为民族标志接受，它往往又成了需要捍卫的对象。比如汉族曾强烈反抗满清的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和马褂旗袍，到晚清，这些竟俨然成了民族标识。

土耳其苏丹马哈穆德二世（1808-1839在位）作为维新先驱，曾引进一种西方的毡帽：费兹帽（fez）。开始，人们极其痛恨和排斥这种帽子，认为是异教徒的发明，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过了几十年，它竟然成了穆斯林的象征物。当1925年废止这种毡帽时，遭到的激烈反对丝毫不亚于当初引进时的抵制，而举的却是同样的理由。

即使是出于军事目的的服装变革，遭遇的阻力常常也是非常大的。例如1912年，法国陆军部长梅西米鉴于当年保加利亚人因穿的军装颜色暗淡而较少受伤，回国后决定让法国兵穿得不那么显眼，提出把军服改为蓝灰色或青灰色，结果遭到强烈抗议，前陆军部长高喊：“红裤子就是法兰西！”这事关陆军的荣誉，没有人想到，颜色鲜艳，在战场上无异是一个活靶子。

04

“文明”

服装上的革命，是“整个民族在强使自己由一种文明转变为另一种文明时，生动、明显地表现在外形上的那种戏剧性变化的第一件事”（《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和很多急于使自己国家强大起来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一样，凯末尔的土耳其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好的个案。

头戴礼帽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从1925年起，凯末尔不停地攻击传统服装，讥讽这样的服装是“浪费、不舒服，而尤其是野蛮的——不配文明人民使用”，他强烈建议废除标志着“无知、漫不经心、宗教狂和痛恨文明进步的费兹帽”，而代之以西方的礼帽。

他认为过去的服装绝不是“文明的和国际的”，“真正称得起文明的土耳其人民……必须用事实证明他们在外表上也上文明和先进的人”，他嘲笑“难道一个文明人会穿上这样荒唐的（传统）服装，跑到外面去，而使自己成为天下的笑柄吗？”

1925年11月25日，土耳其公布一项新法律，要求所有男子必须戴礼帽，继续戴费兹帽者将按刑法论罪。对此，1926年3月，埃及伊斯兰教总会作出强烈反对：

一个穆斯林如果为了想要使自己像一个非穆斯林，因而采用后者特殊式样的服装，那么最终也将同样会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变得和后者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一致认为，一个人由于倾心别人的宗教、轻蔑自己的宗教而戴上了礼帽，便是不忠于教。

这样的声明，由于明显的理由，在土耳其国内是绝对找不到的；而且这一新法律仍然以极快的速度强行推广下去。但凯末尔并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独裁者，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然，反对他的人也知道。

废止费兹帽由于影响到每一个穆斯林家庭，所引发的争议和骚乱，甚至远远大于当时废止哈里发。同样的，1925年伊朗新国王礼萨就位后，其改革措施中首先和非常重要的就是废除妇女戴面纱的习俗，并命令男子戴欧式帽子。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急切的改革者，在强制推行其措施时，经常以文明和野蛮的对立来为自己的主张作辩护。

这一情形，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这一点也曾非常突出，之前从来不吃牛肉的日本人（因为牛是重要畜力），开始大吃起“文明”的牛肉（因为西方流行）、极其流行梳“文明”头、穿“文明”的衣服……这些我们也不陌生，当年的中国人也曾拄着“文明棍”，追逐一切象征西方文明的东西。

日本学者冈仓天心在其英文著作《说茶》（1906年）中反省和评判了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同胞甚至接纳了你们太多的习惯和礼仪，他们误以为得到了你们的硬领和高筒礼帽，也就得到了你们的文明。这些可悲可叹的装蒜表明了我们不惜膝行去接近西方。”

05

女性着装：

最后的堡垒

一如前面说到，衣着的改变，最早总是出现在军服上，其次是男性服装，而最后变革的，则总是妇女。

醉心西化的近代日本，在军事领域西化后，其次就是推行男装的改变；而妇女却长期仍然穿传统的和服，直到1923年东京大地震，许多妇女由于穿着和服走不快而被压死，才导致更多女性穿西式服装及和服作为日常着装的衰落。

满清入主中原，也没强制女性剃发和穿满族的旗袍。近代西风东渐，但国人都以为“妇女穿短袖上衣违反礼教，容易招惹是非，奋斗了相当长时间才实现”（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妇女的衣着，一般是最后触动、甚至不作触动的。

在西方，古罗马人的衣服本来也和华夏族一样，宽袍大袖，但在蛮族进攻下，为操作方便，也出现了类似中国“胡服骑射”一样的变革，平民男子遂逐渐穿北方式的束身短衣和裤子。但妇女和僧侣的服装却仍然保持原样直到今天。

同样的事也在中国上演：1170年，南宋使者范成大出使金朝，发现淮河以北的居民久习女真风俗，男子的衣装服饰都变成女真的式样；但妇女的服装却没有改变。

四种头巾

也正因此，妇女衣着的改变是格外棘手的事情。凯末尔也曾在1925年攻击伊斯兰妇女的面纱：“难道一个文明国家的母亲和女儿能采取这种奇怪的形式，这种野蛮的姿势吗？这样丢丑的事情，把我们国家变成了大家的笑料。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

然而，甚至这样一个改革家，尽管有“独立法庭”为他撑腰，他也还是没有敢于通过立法来废止面纱。伊斯兰教认为妇女应该谦逊质朴，改动其衣着是极其敏感的议题。尽管后来曾通过一些法令，但却没有强制执行，影响很微弱，直到今天仍然表现出强大的抗拒性。在中东的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即使有再多的现代化东西，妇女的衣着却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以往的特点。

Angelo Codevilla在其《国家的性格》中说：“现代土耳其的领导人正确地认为，土耳其妇女——包括律师和国会议员——越来越自愿地使用面纱，乃是对1923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建立的政治制度的一种威胁。”

事实上，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首要命令中，就有关于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不带面纱。塔利班在阿富汗上台后，也专门制定了穿衣法，1996年的一天，就有225名女性因违反该法令而受惩罚。

由此也不难想象文章开头说到法国这一法令所引起的争议。看来，或许现代中国在这方面是最迅速扬弃传统的，仅仅一句“不爱红妆爱武装”，就使中国女性的服饰传统彻底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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